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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蕙萱:中日友好事業的耕耘者

2019-10-29

編者按: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北京大學廣大師生始終與祖國和人民共命運、與時代和社會同前進,在各條戰線上為我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70年,每個北大人都有一段關于北大的記憶,都有自己的北大故事。北大新聞網特聯合醫學部黨委宣傳部、深圳研究生院、國際合作部、校友工作辦公室、離退休工作部等開設《70年·我的北大故事》專欄。

專欄通過報道70位普通北大人,分享他們印象深刻的、與北大有關的故事,從不同時期、不同側面、不同角度,記錄和反映北大的精神傳統、師長風采、校園文化、精神風貌,和讀者一起在塵封的記憶里,感觸一個更具體更生動的北京大學,進而感受時代的變遷。

需要說明的是,北大有數十萬師生校友,我們僅從中選取了70人進行采訪。由于時間有限、認知有限,在人物選取上難免有一孔之見,希望讀者諸君指正。

新聞網正陸續推出相關報道,敬請關注!

個人簡介:賈蕙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1961年考入北京大學東語系日語科。1966年畢業后,供職于中日友好協會,曾擔任友好交流部長等,主要從事民間對日友好工作。1988年回到北大,參與共建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從事對日研究工作,2004年退休,至今仍發揮余熱,為中日友好事業而筆耕不輟。

賈蕙萱于周恩來總理留日時下榻處留影

“文化方面,中國和日本有很多的互補性——了解日本,有利于更好認識中國。”賈蕙萱常說。如今,她已經在中日文化研究領域耕耘50余載。

1988年,賈蕙萱回到北大工作,參與建設北大日本研究中心,并擔任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在各方的支持下,賈蕙萱與中心的同事們開展了中日研討會、出版研究叢書、聘請名人講演等豐富多彩的活動。

白天處理中心繁重的工作,賈蕙萱只能擠出晚上的時間做研究、寫文章,提高自己的理論研究水平——這樣的工作狀態持續了15年。她在中日兩國報刊、雜志發表了200余篇文章。她的代表作《中日飲食文化比較研究》《池田大作研究論文集》等也陸續出版。

賈蕙萱撰寫的“了解日本更能認識中國”一文,好評如潮。文章認為,從日本漢字、道文化、工藝文化、壽司等文化現象與古代中國文化的關系看,日本文化很大程度上保留并發展了中國文化,有些還是中國文化的“失傳之物”。了解日本文化對理解中國文化以及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可見一斑。

如此拼命工作的動力,源自年輕時周總理對她的影響。

1966年從北大日語系畢業后,賈蕙萱在中日友好協會從事對日外交工作。在這期間,她擔任周總理的日語翻譯。

與總理接觸過程中,賈蕙萱不僅感受到總理為黨的事業披肝瀝膽,為人民的事業殫精竭慮,對待工作一絲不茍、認真負責,更感受到總理對身邊工作人員的細致入微、關懷備至。

在一次宴請日本外賓的時候,周總理說:“翻譯是最辛苦的,要說中日雙方的話,現在大家休息十分鐘,都不說話,讓翻譯小賈用餐。”周總理這一體貼之舉,讓賈蕙萱如今回憶起來仍感動不已。

“向周總理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成為賈蕙萱的根本追求。

日本研究中心的活動還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日中友好協會的事務員甚至到街上,拿個箱子,寫著“支持北大研究日本”,募捐了422,208日元,全部捐給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連鋼镚子都拿來了,真是讓人感動。”

2001年末,為了更好促進中日民間交流與學術研究,賈蕙萱牽頭在北京大學成立了國內首個池田大作研究會。此事當時在北大引起一些爭議。池田大作是當時日本最大宗教團體創價學會的會長,研究一位宗教人士,在一些人看來“似乎并不合適”。“但是誤解源于不了解。”賈蕙萱說道。

池田大作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上世紀60年代,曾公開演講促進恢復兩國邦交,并呼吁幫助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4年5月訪華時,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此后長期致力于增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池田大作一生中訪華十次,有七次到訪北大,并舉辦了三次演講。

研究會通過梳理池田大作作品,召開研討會,與日本創價大學、國內各研究所展開學術交流等形式促進中日文化交流。“隨著研究會工作的不斷開展,公眾對池田大作的了解更加深入,大家‘思想上的結’也就解開了,看問題也變得更加客觀起來了。”

“學習異國文化是為了發掘對方長處,襄助祖國強盛。”賈蕙萱不時憶起季羨林先生的這句話——而這些年,她以行動為季羨林的話語作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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